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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法家的司法理念

作者:吴兵  发布时间:2017-11-01 09:05:02


     司法,是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性活动。是代表国家的权力机关与公民之间在处理纠纷过程中形成的互动性的权力义务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司法文化中,儒家“和为贵”的无讼观念最具代表性,但法家也有自己的司法理念,它是用“一断于法”这样的概念来表达自己对于解决社会纠纷,恢复社会秩序的态度。或者说,儒家、法家都将息讼作为自己追求的基本司法目标,只不过他们各自为实现该目标所提供的途径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法家是我国先秦时期最为重视法律治理的学派,所以也主张通过法制途径来维护社会原有的秩序状态。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商鞅就主张“以刑去刑”,也就是说,通过严刑重罚,将刑罚的内在的威慑力量发挥至极致,使得人们既不敢犯轻罪,更不敢犯重罪,最终导致刑罚措施处于无用武之地。商鞅执政后期,甚至主张轻罪重罚,他认为如果轻罪用轻刑、重罪用重刑,就会使得人们不惧怕触犯轻罪,最终还会诱发人们触犯重罪,从而导致刑罚越用越多,甚至越来越重。所以,以刑去刑的终极目标还是要恢复社会秩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商鞅认为,通过重刑,可以使老百姓向善,老百姓都不敢触犯刑法,从而“一国皆善”。所以向善是严刑重罚的最终目标,一国皆善就可以达到息讼止争的目的。应该说,轻罪重刑是商鞅和整个法家学派的根本性司法主张,这也可以视为法家学派基本的治国方略。法家坚持通过严刑重罚,使民众莫敢为非,从而达到“无讼”的目标。站在法家的立场上看,一个去刑的社会,也就是不用刑罚的社会当然是一个没有纠纷的社会,只不过它的实现是依靠轻罪重刑的手段达到的。

    在我国古代,儒家主张通过德治来实现社会和谐,所谓“德主刑辅”,而法家反其道而行之,主张通过严刑峻法来实现社会和谐。法家的司法理念是一断于法、严刑重罚、轻罪重刑。商鞅认为,所谓的道德教化,不但不能实现长治久安,反而会导致社会混乱。他认为,诗书礼乐只会使国家软弱、贫穷,从而导致统治者的地位不保,社会混乱。这样一来,儒家和法家的司法理念就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对立。这也显示出法家鲜明的司法立场,德治不可能息讼止争,只有法治才能实现“去刑”的目的。

    商鞅还认为,仁和义只能施与人,却并不能使人变得仁义,所以是无法治国平天下的。在商鞅看来,儒家欲通过德治手段实现“息讼”并不可行,只有法治本身才能使德治所追求的目标——止讼与和为贵真正实现。这也就是说,法治手段并不排除德治理想,但是要实现德治的目标,仅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

    那么,商鞅司法理念的关键是什么?一曰:轻罪重罚。这一点,前文已经论述过。二曰:任法。即要求法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裁判,既不能自由裁量,甚至都不能适用其他的社会规则。三曰:壹刑。即刑罚适用上要平等,所谓刑无等级,“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商鞅还提倡“审慎”司法,要求司法机关在裁判过程中要严格、谨慎、依法裁判。最后,商鞅还要求法官要“明法”,即不但自身要通晓法律,还要向当事人释明法律的含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商鞅所提倡的“壹刑”原则,这一理念与当今社会的“司法面前人人平等”是共通的。它强调无论是贵族、丞相、将军,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不从王命、犯国禁,乱上制者”,都要罪死不赦。这种刑无等级的司法理念,在中国古代司法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商鞅认为,法律才能够“定分止争”,实现社会安定。司法机关进行裁判只有依据法律的规定才能够“确权”和明“分”,抑制民众的不当纷争,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这是德治状态下的司法机关所无法企及的。在德治社会形态下,法律不成文,且处于秘密状态,贵族寡头垄断审判权,解决纠纷的功能就会极度萎缩,无法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生活。而成文法律划定了名分,确认了权益,谁的就是谁的。商鞅比喻说,即便是强盗、骗子也不得不讲信用了。

    相对于商鞅,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思想则更进一步,他认为社会不断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在变化,追逐利益成为人们生活的原动力。所以,他认为,法律的功能就在于鼓励和惩治,这样才能顺应人性的内在特点。司法机关要善于通过法律的激励功能,保护甚至奖赏守法的人,惩治违法的人,才能真正使法律贯彻下去。人性有好有坏,通过奖赏来激励人性好的一面,通过惩治来禁止人性坏的一面,同时执法也必须公正,不偏不倚,所谓“去私曲而就公法,民安国治”。法律是“公义”的体现,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司法人员秉公执法才能使国泰民安。秉公执法就意味着严格依据法律办事,“信赏必罚”。即便法官也要做到讲究法律信用,他认为,大信用是由一个个小信用积累起来的,只有讲信用,才能树立威信,最终执法才能令行禁止。韩非还特别强调对执法者本身的管理和监督,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将对法官的管理放到重要位置,法官依法办案、秉公执法才能使社会稳定、国泰民安。

    所以,总的来说,法家的司法思想有很多值得现代司法改革借鉴的地方,虽然其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还是维护集权专制体制,维护君主的个人权威,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许多司法治理思想与现代的司法规律也是相通的。

法家司法理论的最根本不足就在于,其将法律和法治置于君主个人之下,依然维护的是“人治”,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无论是商鞅还是韩非,在阐述法治和法律的同时,始终强调君主个人的主导作用。立法权由君主个人垄断,这样君主的意志凌驾于社会和人民至上。法律的制定、如何制定、怎样制定、制定什么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无关。这种由君主个人完全操控的“法治”最终走向极端,人民只承担法律义务,不享受法律权利。这样的法律最终必然失掉了公正和正义,成为“恶法”,导致了秦朝二世而亡。

    过于强调法律的威慑力,弱化法律的激励作用也是法家法治理论的不足之处。在现代社会,法律义务是一种负担,法律权利才是真正的利益,权利义务相辅相成,综合平衡,才能是人民心悦诚服。法家理论设置了过多的法律义务,所谓的法律权利几乎是不存在的。如秦代的浩大的修建工程,长城、陵寝、宫殿等。这些工程将人民的有限的精力发挥至极限。过分的迷信法治,激发民怨。

法家理论的第三个不足是,只强调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秩序。从根本上讲,稳定的社会秩序本身源于人民和谐的社会生活,只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才能真正稳定。偏执的“维稳”思维是法家理论的最大不足。这种高压的政治态势,最终激发了民变,导致了王朝的覆灭。正所谓“天下苦秦久矣”!

    从现代法治的眼光来看,法家理论也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一方面,法家从社会治理的高度,强调法治,否定道德教化,这也具有很强的历史进步性。因为道德规范的可操作性太差,对一件事情,一个社会现象的道德评价,可以说见仁见智。所以,道德约束的力量是有限的和不稳定的。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真正的社会治理还是要依靠法律。而道德约束也并非一无是处,只是这些道德规范只能适用于社会自治范畴。从某个角度上讲,道德规范属于“民间法”领域,这种规范是自发产生的,国家权力的不当介入会破坏其原有的生态平衡。

    另一方面,法家将信用问题提升到对执法者的执法要求上来。认为,司法机关等各种执法者只有讲信用,才能树立威信,做到令行禁止,使得当事人心悦诚服。这种思想对于我们法院的司法工作也有很大的借鉴价值。法官在办案过程中,不但要明法、释法,还要对自身解释过的法律和说过的话负责。因为在当事人的眼里,法官就是法律的化身,法官说过的话就是法律。所以,如果法官对自己说过的话都不能信守诺言,那么不但法官的形象,就连法律本身的尊严也会受到影响。

    最后,法家还强调,对法官的监督管理问题。法院也是窗口单位,直接与基层群众打交道,不但人数多,而且与人民群众接触最多最广,其工作作风如何,直接关系到执政者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关系到当事人合法正当的利益诉求的满足与否。因此,法家也将治国的重点放在治吏之上,这也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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