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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新民诉法框架下调解案件的审判监督救济

发布时间:2017-09-03 15:46:27


 调解解决纠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现代司法制度下,我国民事诉讼法仍将调解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法院调解制度成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方学者称之为“东方经验”。

  法院调解是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在争议的法律关系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然后由法院将调解协议的内容做成调解书以终结诉讼、了解法律争议的民事诉讼制度。调解的优势首先在于让诉讼更加“人性化”,体现以人为本、和谐司法的司法理念;其次可以有效降低诉讼的对抗性,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除此之外,调解也更符合诉讼效益的要求,可以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节约司法资源。当然,调解也更接近当事人追求的实体公正,当事人通过调解选择最符合事实真相和自己利益需求之所在。也就是说,“自愿”与“合意”应当是法院调解制度的应有之义,“定分止争、案结事了”应是其基本功能,但在近年来的实践中,当事人对民事调解书申请再审的数量有所增加,而在原有法律框架下,很少有民事调解案件能够进入再审程序,2012年新修改民诉法对审监程序中民事调解书申请再审的规定作出了修改,本文试对这些规定予以分析,以探讨审监程序中对民事调解案件的救济。

  一、民事调解书申请再审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审判监督程序是为了保障法院裁决的公正,使已发生法律效力但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调解得以纠正而特设的一种再审提起和审理程序。修改前民事诉讼法对于民事调解案件的救济可以说是极其的简单概括。修改前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协议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依据该条规定,民事调解案件的申请再审事由为一下二项:一是调解协议违反自愿原则,二是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只要符合二项条件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由于该条规定申请再审事由的高度概括性,导致是实用中内涵外延概念模糊、易生歧义,实践中一方民造成立案条件宽泛,当事人滥用诉权,一方当事人以违反自愿原则为由要求对已经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进行再审的案件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无论程序上还是实体上,违反自愿原则举证都有很大的难度,致使绝大多数调解申请再审案件无法进入审判监督程序,从而导致审判监督程序这一监督制度对民事调解案件的监督几近于空白。这一“宽进严出”的矛盾更加凸显了修改前民诉法调解案件申请再审制度的缺陷。

  究其原因,法律规定的高度概括性是造成上述状况的制度因素,对调解案件程序法上的瑕疵,法律上未提供再审的救济,对实体法上的瑕疵,也仅限于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情形,由于调解申请再审的法律规定简单概括,导致调解申请再审案件大量增加,也正是由于没有细化可操作性的规定,法官在具体审查中无法可依,使得很少有调解申请再审案件能够提起再审,进入审判监督程序。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则是导致调解申请再审难的本质原因。以“合意”为目标在非程序性行为促成双方认同后,该“合意”即具有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由于形式正义的不适用和一方当事人可能比另一方当事人拥有更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导致实质的不正义,实质的不正义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也即调解书的确认后就失去了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机会。

  二、新民诉法对于调解案件申请再审的规定

  鉴于原有规定的概括性与非系统性,2012新修改民诉法对审监程序中民事调解案件申请再审的规定进行了完善。依据启动再审主体不同,新修改民诉法对调解书启动再审的规定分为以下三种途径:

当事人申请再审

  修改前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了当事人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的申请再审,新修改民诉法对于该条的内容未作任何变动,只是在理顺法条关系的基础上调至第二百零一条。这就意味着当事人对于已经生效的调解书提出再审申请,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以当事人是否能证明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二个标准来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也就是说,如果当事人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调解书违反其自愿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那么法院应当依法启动再审;反之则应驳回当事人再审申请。

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

  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是人民法院内部对自身审判工作行使检查监督权,但2007民诉法并未将民调解书列入事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范围内。新修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从而将民事调解书正式纳入了法院内部监督的范围。

  三、检察机关抗诉、检察建议再审

  修改前民诉法并未将调解书列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事实上是将调解书排除在外部监督体系之外。2012年新修改民诉法极大的加强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不仅构建了抗诉、检察建议再审程序的基本框架,而且将调解书也纳入抗诉范围。新修改民诉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依据该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调解书提出抗诉或者检察建议。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民名检察院可以抗诉或检察建议的调解书范围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调解书范围有所不同,抗诉和检察建议的调解书仅限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并非全部生效调解书。

  对于生效民事调解书再审救济的三种途径,除了三者的启动主体不同外,监督的范围也有所不同,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法院以职权再审的调解书范围没有限制,检察院监督的范围仅限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从启动再审的标准来说,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应当达到证明调节活动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法院依职权再审的启动标准是调解书“确有错误”;检察院抗诉、检察建议的启动标准是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四、新民诉法框架下调解案件审监救济的实务问题

  较之修改前民诉法,2012新民诉法增加了审判监督程序对于调解案件的救济途径,完善了相关规定,但是由于民事调解案件本身的特殊性和现有规定的粗线条,导致在新民诉法框架下,民事调解案件的审监程序在司法实践中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

  1、关于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的标准问题

  区别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检察机关抗诉、检察建议再审的标准为是否具有法定再审事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再审是以“确有错误”为启动再审的标准。即使是针对判决和裁定,确有错误的启动标准在理论和实务界均被认为过于笼统、概括,缺乏具体的掌握尺度与可操作性,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在实践中也被认为难以掌握。若是将该标准适用于出自当事人合意的“调解书”,那么在实践中把握调解书的“确有错误”将更加困难。很多人认为,究竟什么是“确有错误”,不同的地区和法院、不同的主体和法官自然会从不同的认识角度与立场出发,可能产生多种看法,得出多种答案。 有人主张实践中依职权提起再审中的“确有错误”标准应当接近或者等同于再审改判的标准。从裁判文书的性质来看,将改判的标准接近或等同于“确有错误”的标准亦无可厚非,但如果该标准同样适用于生效调解书,那么“确有错误”的对象只能针对调解协议的内容。由于调解协议本身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益处分的“合意”,且作为事后监督,人民法院也无法主动发现当事人调解是否自愿调解,所以,在审查时只能对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就是对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对调解协议的公正性应适当放宽,尊重当事人的权利选择。当然,若果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发现调解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也应依职权启动再审。

  2、检察机关监督调解案件的范围

  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自愿”与“合意”的结合,对于调解书是否违反自愿原则和法律强制性规定,一般需要进行实质审查和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后才能查清,应由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再审申请进行审查,以避免轻易抗诉而启动再审,是违背诚信原则的当事人止步于再审启动之前。特别是违反自愿原则的,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而且公权力对调解结案的案件也不宜干预过多,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主要任务是关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效裁判,所以将检察机关对调解案件的监督限制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内是符合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和司法现状的。生效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及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事由,不属于可抗诉范围,相关当事人和案外第三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寻求救济。对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应当主要指一些宏观利益。一般认为,国家利益就是指满足或者能够满足国家生存发展为举出的各方面需要并且对国家在整体上具有好处的事物,如外交需要等。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特定范围的广大公民所能享受的利益。总的来说,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的是影响宏观利益的情形,不能做狭隘的理解。

  3、案外人对调解书的撤销之诉与申请再审的关系

  在近年来我国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通过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等手段,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是一些当事人利用调解进行诉讼欺诈,损害案外人的现象尤为突出。即使排除恶意、虚假诉讼,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也有可能损害案外人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二年后内,或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也就是说,该解释实际上确立了对损害案外人权利的调解书的救济。2012年新修改民诉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规定了案外人撤销之诉制度,也即是说,同样为案外人提供了已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利救济途径,当然包括对调解案件的救济。虽然2012年新修改民诉法将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定在第五十六条,没有规定在审判监督程序部分,但其与申请再审制度是基于保护案外第三人权益的同一目的,且均为了撤销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那么,在适用中如何处理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两种并存的程序?从最高院对于新民诉法的分析来看,案外第三人同时享有两种程序权利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不能同时适用两种程序,即若对于民事调解书,不能既提起再审之诉,又提起撤销之诉,两者之间只能选择其一行使,不得并用,一旦选定,则不允许反悔。另对于撤销之诉的具体操作,在最高人民法院未予明确解释前,可以参考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有关程序性规定。

  4、调解程序瑕疵的处理

  无论是新修改前民诉法还是2012年新民诉法,对于调解案件的申请再审理由中都不包括程序法上的瑕疵。究其原因,大抵是因为“在调解型模式中,程序除了作为帮助在实体法方面达到正确结果的手段,没有更多的意义”,“程序只是在作为实体法规范的手段这一意义上才被纳入视野”。 从程序上讲,上诉被预先取消和提起再审之诉的可能性减少是调解造成约束软化的重要原因。但调解之所以具有既判力的根本原因在于法院的参与,经过了法院的程序。为维护当事人的程序利益,避免造成法官行为失范和审判活动无序,可以考虑将程序法上的瑕疵纳入调解案件再审条件的范畴。那么,何种程序上的瑕疵可以作为调解再审的理由?要看程序上无效原因与调解之结果有无因果关系,即程序上无效是不是会影响到结果,如果不影响到结果,依诉讼法上之原则,程序上即使有瑕疵,如果不影响判决结果,判决确定不能作为再审原因;如果程序瑕疵会影响到判决结果时,此种程序上瑕疵,当然会使调解有无效原因。所以可以纳入调解再审范畴的程序法上的瑕疵应当包括:A、调解组织不合法的;B、依法院裁判应回避的法官参与调解的;C、当事人于调解未经合法代理的,但当事人追认的除外;D、证人或鉴定人或翻译人员就为调解基础的证言、鉴定或翻译为虚假陈述的;E、当事人发现就同一调解标的在前已有确定判决或者和解、调解的;F、审判人员在调解时索贿受贿、徇私舞弊足以影响调解结果的。

  调解案件作为法院主持下当事人的合意的体现,从最大程度避免了后续诉讼,在完全尊重当事人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调解确实有裁判方式不可比拟的优点,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调解制度仍将在民事纠纷解决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不能否认的是,由于调解制度在执行中异化,从而引发了种种问题,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审监程序对有瑕疵的民事调解案件进行救济,但归根结底,在完善调解制度的基础上提高审判人员素质、增强审判人员程序意识,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注意办案的法律效果,严格执法,公正地进行调解,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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